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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世纪百部最佳非小说类图书

2000-06-07 来源:中华读书报 刘维成 我有话说

行销英美的期刊Na?tionalReview去年5月号发表了20世纪最佳非小说类书籍的排行榜。赫然列于榜首的是丘吉尔的《第二次世界大战》,并有一句简评:“由事件的主角叙述的本世纪的头等大事。”真是一语中的,本世纪大事不少,纷至沓来,但大事中的主角们(最高领导人)有幸写回忆录的却屈指可数,丘吉尔是其中最成功的一人。值得一提的是,丘吉尔曾主要因为此书荣获诺贝尔文学奖。

名列第二的是索尔仁尼琴的《古拉格群岛》。三到六依次是:乔治·奥威尔的《向卡特洛尼亚致哀》、哈耶克的《通往奴役之路》、乔治·奥威尔的《文集》、波普尔的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》。二到六这五本书一下子亮明了作者的价值取向。它们大都是批判极权主义和乌托邦的,或实情记录或理论分析。写过《动物农庄》和《1984》这两部政治寓言小说的乔治·奥威尔算不上是本世纪伟大的作家,而竟有两部他的书名列前五名。在前六名的作者中有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:丘吉尔、索尔仁尼琴、哈耶克。

哈耶克和波普尔出现在前五名并不奇怪,加上出现在第65位的以赛亚·柏林(他中选的书是《刺猬与狐狸》),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三位思想家都有了。这三个人有些有趣的共同点。他们都不是英国人,柏林出生在苏联,哈耶克和波普尔的原籍都是奥地利,但他们最后都在英国成名,英伦三岛成了他们晚年的归宿。他们都生于世纪初,卒于世纪末,因而都长寿。生命历程与本世纪大体相始终,就目睹了它的全部苦难,难免就会对造成苦难的极权主义和乌托邦产生关注,进行研究;这又成了他们的另一个共同点。这当然都是表面的东西,他们的理论并不相同,有的观点正好相反。说起极权主义,排名15的《极权主义的起源》曾被西方学者誉为“大师的杰作”,作者是汉娜·阿伦特。这位宽前额大眼睛的女性曾先后就读于海德格尔、胡塞尔、雅斯贝斯的门下,名师出高徒,阿伦特最终成了20世纪欧美学界的重要人物。

虽说这个排行榜的政治倾向很强,但中选的书并不都是上述那些政治理论性的。《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》(排名39)、《城市经济》(排名47)同出于一位女作者简·雅科布斯(JaneJacobs)之手,她也是唯一的有两部书当选的女性。她以外行身份写的这种有关城市规划管理的书,发表时轰动一时,至今影响力不衰,十分难得。风靡一时的环保著作《寂静的春天》名列78,作者卡森也是一位女性。

有两本书当选的作者,除了上述奥威尔、雅科布斯以外,还有弗洛伊德:《梦的解析》(38),《三个个案史》(51);哈耶克,他的另一本书《自由秩序原理》排名第九;E.B.怀特:《时尚要义》(62,与WilliamStrunk合作),《怀特文集》(89);C.S.路易斯:TheAbolitionofMan(7),MereChristianity(26);G.K.切斯特顿:TheEverlastingMan(30),Orthodoxy(31)。其他值得一提的书还有:熊彼得的《资本主义,社会主义和民主》(13),罗伯特·康奎斯特(R.Conquest)的《大恐怖》(21),爱因斯坦的《相对论》(23),《大不列颠百科全书》第十一版(28),维特根斯坦的《逻辑哲学论》(57),海德格尔的《存在与时间》(59),埃得蒙德(EdmundWilson)的《通往芬兰车站》(95)。

这个排行榜只是一家之言,20世纪的大学者罗素没有一本书当选,广受好评的《第三帝国的兴亡》也榜上无名,这些恐怕都不无偏颇。作者评的是“最佳图书”,而不是“影响最大的书”,如果按后者的标准选书,那么最坏的、最邪恶的、最令人厌恶的书如希特勒的《我的奋斗》,也可能当选。有人统计过,人类为《我的奋斗》中的每一个字付出了十几条生命;这并非夸张,因为希特勒发动战争就是按照《我的奋斗》中的计划一步一步的进行的。希特勒屠杀的主要对象犹太人在该排行榜上成绩不凡,犹太裔作者上榜的人数很多,知名的如爱因斯坦、弗洛伊德、柏林、阿伦特等。

文章写到这里最重要的话还没有说。在这个排行榜里没有中国人写的书,甚至也没有外国人写的专门关于中国的书。多数作者属于英美,其次是德法奥俄;多数的书论及的是发达国家的问题,专门关于第三世界的很少。对此,有些因素也要考虑在内,外国人要想就中国问题写出一本优秀的著作很不容易,因为外国人要透彻的了解中国不容易,学通汉语也不容易;中国人本身也在不同程度上面临上述问题,而且还有自己的特殊问题。这一百年来,中国内忧外患连绵,政治运动不断,言路时宽时窄,几乎没有给学人十年二十年平静的时间可以潜心写作鸿篇巨制,为中华民族留下现代的经典。这是客观事实。

这个排行榜,作为一家之言,向我们间接提出了一个问题:在过去的一百年里,在非文学的领域,中国是否出现了得到各国公认的世界级名著,是否有过对人类社会进步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作品,是否有过极具震撼力的作品。这涉及的方面很多很复杂,无非是见仁见智,一篇短文不便细讲。但是有一个方面也许能和更多的人达成共识,那就是有关苦难的著作。如果有人别出心裁,搞一个二十世纪苦难民族排行榜,中华民族、俄罗斯民族、犹太民族一定会名列前茅。本世纪我们民族比任何一个民族所受的苦难都不少,但是这种苦难是否已经升华为一种精神,并从中产生了伟大的作品呢?至少从这个也许有失公正的排行榜看还没有。俄罗斯人有《古拉格群岛》,犹太人有《安妮日记》(排名20)。安妮并不是作家,更不是大作家,只是一名普通少女,但她的这本书却得到很高的评价,说它是“本世纪最具震撼力的作品”、“本世纪产生的一本神圣的书”。其实它只是一位少女经历的实录。我们中国人不善于叙述苦难、反思苦难,甚至也不善于记录苦难,像南京大屠杀那样惨绝人寰的事件,比较完整的现场记录还是一位德国人拉贝做的。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有一口又一口的苦难深井,其中不缺乏产生伟大作品的资源,我们为什么没能很好地利用呢?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深思。

由此又想起最近时而听到一些关于东方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议论,表面上振奋人心,实际是夸夸其谈。我想如果中国知识分子能在21世纪写出特别优秀的作品,到了世纪末,再有什么人搞佳作排行榜,除非评委们都有眼无珠,就不能无视中国人的greatbooks,使我们也榜上有名。有了这点资本,到那时再说“21世纪是东方人的世纪”、“中国文化能救助人类的困境”等等大话也不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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